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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新年穿制服的ldquo作家rdq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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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期推送的文章为原始稿,非正式刊发稿。刊发时,编者有所删削和改正。如有需要,请查看本刊正式出版物。

在特殊性的顶端,绽放着一般性。

——普鲁斯特致阿莱维的信

一、写作的缘起

阎连科在《受活》中这样写道:“副县长家的厅堂里,还挂了一张柳县长的标准像,且副县长在县里主抓游乐业,也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曾经在一张饭桌上,和一个到省城去投资,途经双槐的台湾商人叙家常,因为不同姓,却说成了同姓人。因为是同姓,就叙成了一家人。因为成了一家人,同源于一个祖坟里,就亲近无比了,家长里短的说起来过往、眼下和日常,就说得那台湾客声泪俱下了,毅然把那要到省城投资的上千万元留在了双槐县,给双槐建了一个发电站。双槐从此就家家用上电灯了。柳县长就提拔那副县长成了常务副县长。成了县常委,大小要会副县长就能列席了,就有至关重要的一票了。”(《受活》第页,春风文艺出版社,年。)我疑惑不已,到底是那台湾客声泪俱下还是那能说会道的副县长声泪俱下?“因为不同姓,却说成了同姓人。”这是什么逻辑?无论多么能扯,哪怕能把外星人扯成一家人,也不可能把那位副县长和那个台湾人扯成“同源于一个祖坟里”,至少在目前生物学的条件下还做不到。真正民间的语言,既简练准确,又形象生动。我们家乡的农民,如果说到同宗和血缘关系,一定会说“我们是共祖坟的”。

我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思维混乱不堪、连汉语都写不通顺的人竟然可以称为作家。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就是这样一个不具备基本的写作能力的人,却创造了一个文学品牌——“神实主义”,并且用这一品牌赢得了天下。这是中国当代的一个奇迹。这样的奇迹只有年亩产万斤的神话可以相比。作为一个在饥饿中长大的农民的儿子,我曾经无法想象,人们怎么会相信如此荒唐的神话。现在,我终于明白,中国是一个充满了奇迹的国度。只要还有一些据说是“经过了长期专业训练”的评论家,在纷纷为这一文学神话添砖加瓦,一个缺乏起码的文学修养的人就可以被尊为“文学大师”,就像只要有站在谷堆上欢呼的照片为证,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突然宣布进入了“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一个饥饿是常态的国土上,出现了粮食吃不完的奇迹……

二、一个当代文学的奇迹

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人说,我们被创新的狗追得连撒泡尿的时间都没有。那时候的所谓“创新”,其实不过是对西方思想和技巧的东施效颦。然而,到了这个新的世纪,西方早已经被我们榨干,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创新”呢?

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而阎连科是一个“尊重市场”的作家(《一个书名的尴尬》),得市场之精髓,把“注意力经济”做到了极致。

年,阎连科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被禁。禁书是最好的广告,是一种降低人的智力和道德水平的行为。因为《为人民服务》,阎连科像“上海宝贝”一样一夜成名。可是,“上海宝贝”并非有意搏出位,也没有如此粗俗低劣。

在《为人民服务》成为禁书之后,年,《风雅颂》又与北大闹出了“绯闻”。

于是,阎连科由“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作家”,成为“影响中国年度文化人物”。百度百科这样记录着这位突然暴发、红得发紫的人物:“年莫言获奖之后,文学界有很多人都预言阎连科将是下一个获诺奖的中国作家。包括马悦然的弟子瑞典汉学家罗多弼也非常推崇阎连科。阎连科在海外文坛的知名度日益攀升,他在欧美和日本获得的评价之高令人咋舌。”[1]

哈佛大学的中国文学讲座教授王德威这样描述阎连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突然开窍和得道:“八十年代的‘寻根’、‘先锋’运动一片红火之际,他谨守分寸,写着半改良式的现实主义小说。他几乎是以老家农民般的固执态度,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虽然也开辟了一个又一个主题,像‘东京九流’、‘和平军人’等系列,成绩毕竟有限。然而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阎连科仿佛开了窍,风格突然多变起来。他写家乡父老卑屈的‘创业史’、‘文化大革命’的怪现状,或是新时期的狂想曲,无不让我们惊奇他的行文奇诡,感慨深切。经过多年磨练,他的创作有了后来居上之势。在阎连科近年的作品里,他能将已经俗滥的题材重新打造,使之成为一种奇观,而他的语言和叙事结构恰恰成为这一奇观的指标。也因此,他的变与不变往往成为讨论的话题。或有论者认为他的新作已有哗众取宠之嫌。但对一个已经创作超过二十五年的作家而言,这似乎小看了他的抱负。我以为阎连科的近作之所以可观,还是来自他对自身所经历的共和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想象——和反省——的角度。传统革命历史叙事打造了一群群出生入死、不食人间烟火的工农兵英雄,阎连科却要将他们请下神坛,重新体验人生。阎连科不仅要让他的农民和军人血肉化,还更要情欲化。”[2]阎连科由于他的非凡抱负而受到重视,并被赋予了神圣的政治任务和使命。

正如王德威所指出的那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阎连科写着“半改良式的现实主义小说”,不显山不露水。有人把他和刘震云、方方、池莉、李锐、杨争光、苏童、莫言、余华、范小青、王安忆、李晓、田中禾、刘恒、李佩甫、陈怀国、陈源斌、关仁山等人一起归入新写实小说作家的行列。[3]在一些论述新写实小说的论文里,不时能发现阎连科的名字:“除了较具代表性的方方、池莉、刘恒、刘震云外,还有叶兆言、苏童、范小青、李锐、李晓、迟子建、杨争光、阎连科等。”[4]洪子诚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列举的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与之完全一致,但却省略掉了最后一名,于是,阎连科被“等”掉了。一个“等”字,可以是一种巨大的伤害。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阎连科后来对写实怀着如此深仇大恨,并且千方百计地突破。

在市场的启发下,阎连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突然“开了窍”。

三、“禁书作家”阎连科

据说中国人最大的快乐之一,是“雪夜闭门读禁书”。因此,当年中国刚刚步入市场经济不久,贾平凹就生产了一部轰动中国乃至世界的“拟禁书”——《废都》。那些在市场启发下加上的空格,令人产生无限遐想。

其实,不独中国人爱读禁书,老外也同样爱读禁书。老外也和国人一样,认为只要是禁书,便是好书。中国人写的书,只要加封一个“禁”字,就成了“世界名著”。

按照胡安江和祝一舒的介绍,法国对阎连科的介绍、翻译和解读充分体现了西方“禁忌”/“窥视”的接受路径。大名鼎鼎的法国汉学家、南方文献出版社(ActesSud,亦译“南方书编”)“中国文学”丛书主编、巴黎东方语言学院(Inalco)中文系何碧玉教授(IsabelleRabut)感慨:

仿佛出版社对作家不感兴趣,但对书很感兴趣,对书的故事很感兴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有些书的介绍就专门拿“被禁”说事儿。法国有一个可能是从十八世纪伏尔泰的时候开始的传统,一个法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对政府有反对和批判的意识。既然作家也属于知识分子,他们也应该有这个态度。一看一部作品被禁止,法国出版社就马上来了兴趣,尤其是记者。既然这本书被禁,那一定是本值得译介的书。[5]

于是,阎连科的“被禁”以及他的“批判意识”赢得了法国人的无限好感。年,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由法国汉学家克劳德·巴彦(ClaudePayen)译入法国。阎连科这种典型的“文革叙事”和大胆的“反传统”叙事手法,对于法国人而言,有着特殊的神秘感和天然的吸引力。在该法译本的推介文字中,编者使用了“让人欣喜若狂”(“jubilatoire”)的字眼来表达这种喜悦:

阎连科使用这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口号,是为了蔑视军队,革命,性欲和政治礼数最神圣的禁忌……他的这部短篇小说无视传统,让人欣喜若狂。[6]

与此同时,在该译本的封面上,出版社夸张地以一位身穿三点式内衣的中国年轻女子和两幅笑容可掬的毛泽东的画像作为主背景,封面上随处点缀着意味深长的、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男性生殖器。于是,整个译本从封面到商业推销用语都充满了法兰西式的香艳色彩和不期而至的法兰西式的文学期待。

不言而喻,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满足了法国出版机构、知识分子、新闻媒体和普通读者的种种审美诉求。如果说《为人民服务》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国人对于中国政治语境的“批评意识”产生了高度契合,那么,《丁庄梦》则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他们对于“愚昧落后”的中国社会的“偷窥式”想象。因此,这两个译本在法国获得了评论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7]

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许多人通过韩少功翻译的昆德拉的小说知道了“媚俗”这个词。根据卡里内斯库的说法,媚俗是现代性的五个方面之一。媚俗也能产生天才。在现代性的这一方面,阎连科尽显他的聪明才智和英雄本色。英雄永远都是英雄,风云人物任何时候都是风云人物。文革时代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在改革时代成了致富英雄。阎连科曾经发明了“学雷锋”的绝技:把连队所有的扫把都藏了起来,只剩下他一个人拥有“学雷锋”的专利。[8]在今天中国文学“向诺贝尔文学奖进军”的时候,阎连科再一次发挥了他的这种聪明才智,这个从前的“学雷锋积极分子”,成为了今天写禁书的积极分子。阎连科写出了“禁书”,使所有的写作都失去了意义,将所有的中国作家都pass了,在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跑道上只剩下了他一个人。除了莫言已经捷足先登无可奈何之外,他成为了“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中国作家”。我们不得不叹服阎连科这种“积极分子”的智慧和天才。阎连科“学雷锋”雷倒了雷锋,他又用禁书取消了中国所有作家的写作,于是,阎连科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像王安忆这样的书香门弟、写作世家还有什么意义?

四、“政治波普”

阎晶明把阎连科的《坚硬如水》称为“小说里的政治波普”。政治波普是对阎连科的创作的“艺术特色”及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一种合理的解释。《为人民服务》法文版的封面设计就显示了其特定的政治波普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阎连科写作的政治波普风格,受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被西方收购,并且创造了金钱神话的中国政治波普艺术的直接启发。

政治波普被西方视为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最具有代表性和最重要的前卫艺术。年,在《世界美术》第2期上,邵大箴就开始在《西方现代美术流派简介》中介绍了波普艺术,他将它又译为“通俗艺术”、“流行艺术”、“波普派”和“流行主义”。波普艺术起源于英国,却是一种典型的美国艺术,是美国商业文化的产物,具有大量生产、广泛流行和金钱神话的特点。

年11月,美国波普艺术家劳申伯格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展览,对中国波普艺术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和美国波普艺术包含流行的商业元素不同,中国流行的是利用政治符号的政治波普。年2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展出的王广义的《毛泽东一号》是中国政治波普兴起的重要标志。其后,波普艺术炽盛,并在年意大利“第45届国际威尼斯双年展”上被推向了国际艺术舞台。年11月,美国《时代》周刊选用方力钧的《打哈欠的人》作为封面,波普艺术被赋予政治动员的含义——用同期发表的美国记者安德鲁·所罗门的专栏文章的标题的说法是:

不只是一个哈欠,而是解救中国的一声嚎叫

换言之,中国政治波普虽然深受美国当代文化的影响,但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借用王广义作品的一个标题来说,中国的政治波普表达的是一种“冷战美学”。[9]

苏联崩溃以后,西方遵循冷战政治的思维逻辑,在妖魔化中国的潮流中,运用商业策略,将政治波普打造成为“东方专制国家”的“地下艺术”,使政治波普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政治波普热从89后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其后转变为艳俗艺术,但为迎合西方的需要,仍然大量搬运政治符号。曾是中国当代先锋艺术人物的许多批评家,开始揭露其艺术性的伪装:年,吕澎即在《江苏画刊》怒吼“前卫艺术‘下课’”!一、它沾染了让人反感、恶心的政治意识粪土;二、它成了无教养无文化的象征;三、它成了捣乱合法化的托词;四、它成了国外外行玩弄政治游戏的工具;五、在当代,艺术承担揭示存在问题的任务已经结束。[10]年,高名潞在《权力·媚俗·共犯——政治波普现象》中,指斥政治波普的媚俗性质。年,他在《中国当代艺术现状》中指出,这种媚俗、艳俗和恶俗的“艺术”就像皇帝的新衣:“最媚俗者最成功”。而其资本化、产业化和产品化等现象和特点,正表明这不过是对全球化时代的所谓“政治正确性”的追随和表演。而在根本上,它们所表达的是一种“流氓价值观”,有奶便是娘。所谓反叛成为流氓文化赚取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对个人尊严和人性价值的表达。[11]更简单地说,这些所谓艺术提供的不过是对西方根深蒂固的“东方”“奇观”想象的满足。

在欧洲启蒙运动前期,中国是欧洲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的理想国,是由圣贤治理的国家;然而,到了启蒙运动后期,中国形象开始发生变化,并且从此成为了愚昧落后和稀奇古怪的奇观。文革结束后,中国又被进一步波普化。阎连科的政治波普小说不过是这一波普化浪潮的碎沫。

阎连科的小说《受活》中有这样奇葩的年代记述:“列宁是上两个甲子的庚午马年农历四月生,这个甲子的民国十三年腊月死。”(《受活》第28页)《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开始,福柯引述了博尔赫斯提到的一部“中国百科全书”的一个段落。这部“中国百全书”呈现了一种奇特的知识形态:“动物可以划分为①属皇帝所有,②有芬芳的香味,③驯顺的,④乳猪,⑤鳗螈,⑥传说中的,⑦自由走动的狗,⑧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⑨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⑩数不清的,⑾浑身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⑿等等,⒀刚刚打破水罐的,⒁远看像苍蝇的”。[12]阎连科的小说正好为《词与物》中的“东方主义”传说提供了证据,印证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即一种特殊的、怪异的“东方知识”的存在。《坚硬如水》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东方的“知识型”:“我写的激扬文字曾几次登在《解放军报》和《工程兵报》上,退伍后在乡村革命这些年,省报和地区的报纸有时还写信向我约稿。我有文化,见识多,过目不忘,能言善辩、敢作敢为、不怕牺牲、有勇有谋,又最了解耙耧山脉的人和物,山和水,草和树,禽和兽,男与女,老与幼,沙与土、虫与蝉、猪与狗,性与爱、春与秋,树叶与道路,方针与方言,政策和耕牛,贫穷和富裕,婚嫁与葬俗、快活与女人,猪狗与春秋,空气与房舍,破鞋与贞洁、伟大与男人,革命与饥饿,幸福与庄稼,还有寒露与冬至,成功与权力,崇拜与乌鸦,牛鬼蛇神与地富反坏右,人民群众与贫下中农,无产阶级与犁耧锄耙。”(《坚硬如水》第页)对于西方来说,这样一种“知识”一方面陌生新奇,充满了异国情调,另一方面又确证了传统的“东方主义”想象。但是,它不只震骇了西方的读者,它令人目瞪口呆的“异国情调”让我这个中国人也同样大开眼界。这确实是一种知识和叙述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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